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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7-19 来源:政协石家庄市藁城区委员会 责任编辑:系统管理员 【字体: 打印
 
马玉堂(1910~1942) 廉州镇东刘村人。1926年考入县立师范班,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翌年秋转到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学习。期间,他参与组织“读书会”,宣传革命思想,发展革命组织,成为学生会骨干分子。1932年,马玉堂赴灵寿县南纪城参加直中特委短期训练班,结业后,在返校途中因身带宣传品被捕。为保护党的机密,他将藏在衣襟内的党员名单及对敌斗争计划吞吃肚内,敌人对他百般折磨,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后被解押到定州监狱。在押期间,他伺机向看守士兵进行宣传教育,讲述革命道理,引起穷苦士兵们的同情,冒险为他邮送家书。其父得知后,星夜赶赴定州,各方疏通,才使他获释返校。不久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。马玉堂辍学后,专门从事党的工作。1932年6月和8月,根据直中特委指示,他参与领导了灵寿慈峪两次农民武装暴动。失败后,他又奉命到井陉正丰煤矿领导工人运动,期间曾组织全矿4000余名矿工坚持了20多天的怠工斗争,迫使矿主补发6个月的欠薪,取得了斗争的胜利。1933年2月,马玉堂任直中特委巡视员,7月兼任中共藁城中心县委委员。在“五县农民联合暴动”中,直中特委遭到破坏,革命处于低潮。为恢复地方党组织,直中特委代理书记袁致和带领马玉堂、夏福海等由石家庄市转移到藁城南部一带活动,他们以临时特委的名义,与赵、藁、栾3县交界处的党组织取得联系,并建立了中共藁城中心县委,马玉堂等兼任县委主要领导职务。在白色恐怖下,马玉堂经常只身到栾城、赵县、无极、灵寿、行唐等地开展工作。1933年10月4日,由于叛徒告密,马玉堂、夏福海、张正身、张维汉同时被捕。在狱中,他和夏福海等人组织越狱未成被转押到北平军法处,受尽毒刑,但始终坚贞不屈。敌人无奈,又将他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(即草岚子监狱)。在狱中和薄一波等建立的党支部接上关系,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。凶残的敌人逼他在“反共启事”上签字,他宁死不签。为反对敌监狱的迫害、虐待,他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7天7夜的绝食斗争。后经党组织营救,马玉堂、夏福海等人1937年3月14日获释。马玉堂被中共北方局派往东北军万福麟部吕正操的647团做兵运工作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马玉堂回到藁城。他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,会同夏福海串联地下党员,组织起来,收缴枪支,制造大刀长矛,宣传全民抗日,动员青壮年参军,很快组织起以党员为骨干的百余名抗日地方武装。1937年11月2日晚,马玉堂联合李小贞部,经过周密计划,乘敌不备,一举攻克藁城县城,击毙日军3名,俘虏40多名,缴获40多支枪和一批其它军用品,打响了藁城抗日第一枪。县委抓住这一良机,发动群众和各界进步力量,有钱出钱,有粮出粮,有枪出枪,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,继续扩大地方武装。仅十几天时间,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。经过整编,正式命名为“抗日义勇军”,马玉堂任司令,韩子毅任政治委员,张正身任政治部主任。部队成立后,开拔向滹沱河以北挺进,途经郝庄、马圈村时,又收编红枪会、便衣队等百余名杂牌武装。之后,在南董镇和北苏镇,先后与夏福海的游击队、无极县翟司升的“人民自卫团”会合,合编为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2路第5支队”,马玉堂任支队长,刘洪涛任政治委员,翟司升任政治部主任。下设四个大队,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。为了消灭无极县保卫团头子刘大喜的汉奸武装,支队于1937年12月5日,分四路包围了无极县城。经过一昼夜的激战,攻克了县城,活捉了刘大喜,并根据群众要求当场予以处决,为民除了一大害。
1938年2月,马玉堂率部队活动在赞皇县野草湾一带,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党组织派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帮助整训后,过渡到正规部队,改编为“129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”,马玉堂任司令员。不久该部奉命回到冀南根据地,转战在藁、晋、束、赵、栾一带、抗击日军,并消灭了张会山、曹万祥、庞桂露等联庄会的反动武装。1938年8月,马玉堂调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。1941年春,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残酷,大批日伪军轮番向八路军进攻,党组织遭到破坏,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损失。在紧要关头,马玉堂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,鼓舞士气;一方面与当地党组织紧密配合,团结依靠群众,开展游击战争。他率部东挡西杀,破坏铁路,攻打据点,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,重建了睢、杞、太三个县大队,建立了抗日小后方,到1941年底,部队发展到三千余人。
1942年1月,奉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,马玉堂赴延安抗大学习深造,在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时,遭敌暗枪射击,不幸中弹牺牲,年仅3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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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玉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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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玉堂(1910~1942) 廉州镇东刘村人。1926年考入县立师范班,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翌年秋转到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学习。期间,他参与组织“读书会”,宣传革命思想,发展革命组织,成为学生会骨干分子。1932年,马玉堂赴灵寿县南纪城参加直中特委短期训练班,结业后,在返校途中因身带宣传品被捕。为保护党的机密,他将藏在衣襟内的党员名单及对敌斗争计划吞吃肚内,敌人对他百般折磨,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后被解押到定州监狱。在押期间,他伺机向看守士兵进行宣传教育,讲述革命道理,引起穷苦士兵们的同情,冒险为他邮送家书。其父得知后,星夜赶赴定州,各方疏通,才使他获释返校。不久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。马玉堂辍学后,专门从事党的工作。1932年6月和8月,根据直中特委指示,他参与领导了灵寿慈峪两次农民武装暴动。失败后,他又奉命到井陉正丰煤矿领导工人运动,期间曾组织全矿4000余名矿工坚持了20多天的怠工斗争,迫使矿主补发6个月的欠薪,取得了斗争的胜利。1933年2月,马玉堂任直中特委巡视员,7月兼任中共藁城中心县委委员。在“五县农民联合暴动”中,直中特委遭到破坏,革命处于低潮。为恢复地方党组织,直中特委代理书记袁致和带领马玉堂、夏福海等由石家庄市转移到藁城南部一带活动,他们以临时特委的名义,与赵、藁、栾3县交界处的党组织取得联系,并建立了中共藁城中心县委,马玉堂等兼任县委主要领导职务。在白色恐怖下,马玉堂经常只身到栾城、赵县、无极、灵寿、行唐等地开展工作。1933年10月4日,由于叛徒告密,马玉堂、夏福海、张正身、张维汉同时被捕。在狱中,他和夏福海等人组织越狱未成被转押到北平军法处,受尽毒刑,但始终坚贞不屈。敌人无奈,又将他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(即草岚子监狱)。在狱中和薄一波等建立的党支部接上关系,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。凶残的敌人逼他在“反共启事”上签字,他宁死不签。为反对敌监狱的迫害、虐待,他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7天7夜的绝食斗争。后经党组织营救,马玉堂、夏福海等人1937年3月14日获释。马玉堂被中共北方局派往东北军万福麟部吕正操的647团做兵运工作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马玉堂回到藁城。他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,会同夏福海串联地下党员,组织起来,收缴枪支,制造大刀长矛,宣传全民抗日,动员青壮年参军,很快组织起以党员为骨干的百余名抗日地方武装。1937年11月2日晚,马玉堂联合李小贞部,经过周密计划,乘敌不备,一举攻克藁城县城,击毙日军3名,俘虏40多名,缴获40多支枪和一批其它军用品,打响了藁城抗日第一枪。县委抓住这一良机,发动群众和各界进步力量,有钱出钱,有粮出粮,有枪出枪,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,继续扩大地方武装。仅十几天时间,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。经过整编,正式命名为“抗日义勇军”,马玉堂任司令,韩子毅任政治委员,张正身任政治部主任。部队成立后,开拔向滹沱河以北挺进,途经郝庄、马圈村时,又收编红枪会、便衣队等百余名杂牌武装。之后,在南董镇和北苏镇,先后与夏福海的游击队、无极县翟司升的“人民自卫团”会合,合编为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2路第5支队”,马玉堂任支队长,刘洪涛任政治委员,翟司升任政治部主任。下设四个大队,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。为了消灭无极县保卫团头子刘大喜的汉奸武装,支队于1937年12月5日,分四路包围了无极县城。经过一昼夜的激战,攻克了县城,活捉了刘大喜,并根据群众要求当场予以处决,为民除了一大害。
1938年2月,马玉堂率部队活动在赞皇县野草湾一带,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党组织派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帮助整训后,过渡到正规部队,改编为“129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”,马玉堂任司令员。不久该部奉命回到冀南根据地,转战在藁、晋、束、赵、栾一带、抗击日军,并消灭了张会山、曹万祥、庞桂露等联庄会的反动武装。1938年8月,马玉堂调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。1941年春,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残酷,大批日伪军轮番向八路军进攻,党组织遭到破坏,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损失。在紧要关头,马玉堂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,鼓舞士气;一方面与当地党组织紧密配合,团结依靠群众,开展游击战争。他率部东挡西杀,破坏铁路,攻打据点,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,重建了睢、杞、太三个县大队,建立了抗日小后方,到1941年底,部队发展到三千余人。
1942年1月,奉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,马玉堂赴延安抗大学习深造,在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时,遭敌暗枪射击,不幸中弹牺牲,年仅3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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